博鱼体育2023年初，一条名为《我：毕业5年，存款5000；她：中传硕士，火锅保洁》的视频，冲上热搜。留言区并没有为两个女孩的“失败”遗憾，相反从中获得安慰。

　　经历16年寒窗苦读，大学毕业后，从某种标准的、社会范本一样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似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

　　30岁的崽崽，从某大厂海南分公司UI设计师的岗位上辞职，开了家名为“卷不动了”的零食店；27岁的田忆，从北京某头部新媒体公司离职，回到陕西老家帮父亲卖羊奶。

　　1996年出生的阿月，在字节跳动程序员的岗位上离职，现为深圳快餐店老板。31岁的向向则不愿再做朝九晚五的会计，摆摊卖起了鸡蛋汉堡……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写道，“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走出了这迥异的旅途。”

　　今天文中的主人公，曾被困在系统和算法内，后来选择跳出，随之同时迎来某种程度的自由、机遇，以及不确定性、风险。

　　2022年6月，30岁的崽崽从某大厂海南分公司辞去UI设计师的工作，在原公司办公楼对面开了家零食店，取名“卷不动了”。

　　新店的选址并非有意和前公司“叫嚣”，只因这个位置，是崽崽心中最理想的店址：租金便宜、人流量密集，又满足大厂打工人的日常所需。

　　这个巧合，也把崽崽的职业生涯泾渭分明地划成两半：前者是符合社会期待、人人羡慕的大厂工作；后者是不稳定、但自由度更高的小本生意博鱼体育。

　　她将店铺招牌的底板制作成鲜亮的明，再画上一个颇为有趣的图案——戴着墨镜的小女孩面前摆了几包零食，对着路过的行人挥舞双手。

　　开店的消息她没有通知任何前同事，直到大家进店后看到老板竟是熟悉的崽崽时，一种惊讶说不出口。回头再想想店名“卷不动了”，露出一个独属于互联网人的默契一笑。

　　崽崽已经吃不下任何人画的饼了，如今她每天从早上九点半营业到晚上九点，只有在周边公司下班时需要忙着结账，其他时间就坐在门口看书、撸狗。

　　她的女友橙子还在对面某大厂大厦工作，有时候下班回来，会坐在店里赶第二天开会需要的PPT，崽崽则悠闲地回到门口，抱着狗和零食晒太阳，或者回归本行，制作不需要给任何甲方审核的零食店宣传海报。

　　一种久违的自由背后，是一段挣扎。某大厂的工作月薪近2万，是海南难得的高薪，偿还房贷和赡养父母的压力让她不敢轻易放弃每月的稳定高收入，但是在工作的压力中她越来越不快乐。

　　像崽崽离开人人艳羡的大厂，27岁的田忆决定今年过完年，不再回北京了。她在热门话题“前新媒体人现在在做什么”下留言：

　　田忆家乡在陕北某农村，那是我国山羊奶最好的奶源基地之一。她家养了近一百头羊，之前家里的羊奶都是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经销商，每斤价格在两元到五元里浮动。

　　告别北京，她回村花费3000元购置杀菌机、包装箱等设备，计划把批发售卖的方式，改为零售，用互联网的方式，改变家庭的生产模式。

　　父亲负责照顾羊、挤奶，田忆承担起打包和销售客服的工作。她把羊奶放在杀菌机里面加工，再用透明的塑料瓶和隔光的锡箔纸袋包装装好，送到快递驿站，寄给她在社交媒体上联系的客户。

　　2023开春，经过3年疫情，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人和环境的意义，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重新思考生活方式。

　　几年前，更多人选择离开家乡背包北漂，或者南下广州，牺牲睡眠与乡愁从事一份更累、薪酬更高的工作。

　　而现在，关于“xx岁裸辞，给自己放假半年”、“北京再见，我不卷了”、“建筑师转行卖烤肠”的消息逐渐增多。

　　留在城市的人，也开始更多思考起了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如何赚到更多的钱，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摆摊等副业成为潮流。

　　此前，依靠用品店，她的姐姐以不足10万元的成本，做到了如今的月入3万，也让宁昕丹看到生意火爆背后的一线城市需求的提升。

　　线上用品店的开办、运营并不难——选址博鱼体育、注册执照、购买货物、设置货物的外卖链接。在姐姐的经验下，宁昕丹直接复制了姐姐店铺的商品，货源也是由姐姐提供。

　　一个晚上，店铺收到了一个一千多元的大订单，购买商品是全套测孕工具，宁昕丹想象下单的顾客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在憧憬孩子的到来。隔着遥远的网线，她仿佛也感觉到了对面的幸福。

　　年轻人转行、做副业十分普遍，但是不同于以前奔着“体面”去找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脱掉孔乙己的长衫。

　　高学历在当今社会更像是自我修养的证明，而不是限制工作种类的枷锁，它匹配的工作不再是体面的“白领”。

　　字节女工辞职去深圳开快餐店，知名媒体运营转行做时薪18元的咖啡厅服务员，电商创业老板业余去卖烧烤，00后女孩辞职飞到几百公里外学做馒头并创业开馒头厂。

　　田忆跳槽到了新媒体头部公司内容编辑岗位。离职前，她的前一份工作已经驾轻就熟，但因为新来的上司喜欢抱团，以及她希望能换更有难度的工作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她向公司提交了辞呈。

　　来到新公司后，她才发现自己上一份工作是算得上神仙工作——几乎不加班、同事关系和谐、工作内容轻松，而新工作把北漂的真实情况摆在她面前，工作不快乐才是常态。

　　田忆常常感觉自己只是公司的一颗螺丝钉，没人关心自己想做什么样的内容，能得到什么成长，公司只会丢过来一个又一个工作任务，如果接不住就换人。

　　她刚来公司时接手了一个直播项目，上司担心她经验不足，在未通知她的情况下，直接换了另一个同事主导这个项目。

　　公司加班文化也很严重，她入职的第一天连着开了六个会，第二天加班到晚上十二点，第三天是周六，还要马不停蹄地找采访对象 。

　　工作三四个月后，田忆不再逼迫自己融入这个集体。她不再在大家一起下楼吃午饭时跟在队伍后面，不再强迫自己即使完成了工作还要在下班时间继续坐在办公室假装加班。晚上九点她收到同事群里发出的每个人都在工位上的大合照，只有她的座位是空的。

　　试用期结束后，因为公司人员冗余，她没能转正。她一方面感到沮丧，似乎没有得到公司的认可就不算一个厉害的人，一方面又松了一口气，她终于可以远离不喜欢的生活。

　　这三年的职场生活耗光了她对工作的热情。田忆刚工作时，为自己能表达能输出价值而感到欣喜，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永远在写大同小异的东西。

　　前互联网大厂女工、现快餐店老板阿月同样厌倦了大厂日复一日的工作。来到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第二天，阿月就在考虑辞职。

　　在别人看来，这是月薪低则3w、多则5w、前途无限的大厂工作。而对阿月来说，这份工作等于早上八点起床，打开手机，几十个工作群随时可能会亮小红点，她刷牙洗脸吃饭喂猫，中间的间隙被随时亮起的手机屏幕占满。

　　下午一点，她来到公司，换个地点继续工作，即使不用加班，也得到晚上11点才能打卡回家。躺到床上闭上眼再睁开眼，新的一天又来了。

　　她时常觉得自己是上了发条的机器人——日复一日坐在工位上，面前放着电脑，上司发出指令，她跟着执行。可惜她不是真的机器人，因此她会因为压力太大半年长胖三十斤、会在医院检查出多囊，伴随月经失调、经常性心悸和失眠。

　　由于海南技术性人才紧缺，崽崽几乎是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工作保持超饱和状态，早上九点半上班，大部分下班时间是晚上点，一周几乎会有一次加班到半夜十二点后，甚至会通宵。

　　崽崽在仅剩无余的下班时间能做的娱乐活动只有玩游戏和遛狗，连遛狗也是不得进行的活动，因为如果小狗不出去散步，会被憋死博鱼体育，所以她沾了小狗的光。

　　而这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还会被手机随时发出的滴滴消息提醒声所侵占，几十个群聊随时可能发来工作信息。下班后发来的工作信息自带三根代表十万火急的鸡毛，都是此时不得不完成的紧急任务，崽崽用拳头锤一下床泄愤，又认命继续工作。

　　进入大厂，是很多求职者的梦想。它代表着高薪、体面。百里挑一的录取难度，也彰显着个人能力被认可。

　　公司需要的合格打工人，要随叫随到、要主动加班、要按指令做事，而不要对生活充满浪漫幻想。一份工作，交换许多代价，收获的仅仅是还算合格的薪水。

　　她的工作需要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比如早婚早育的年轻女孩、创业失败转行的滴滴司机、去南极看极光的流浪诗人，而实际上她连自己的对门邻居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身为作者她表达了很多观点，比如“要去爱、去相信生活”，可是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忙碌的工作侵蚀掉每一寸时间，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她从新媒体头部公司辞职后，计划休息三个月，搬到胡同里住。虽然这里的卫生条件不如公寓楼，和邻居也依然不亲密，但周围的人都很固定，路口的馒头店也兢兢业业每天按时飘起袅袅白雾。

　　她突然闲下来， 有很多时间睡大觉，于是和小猫一起晒两钟头太阳、花很长时间做一顿复杂的饭、研究宠物烘焙。

　　她按平台要求填了各种资料后，平台显示正在派单，她觉得好玩点了一下接单，发现没办法取消。那是冬天的晚上，她发现如果不去接单还会倒扣钱，于是秋裤也没穿，在家居服外套了一个大棉袄就送单。

　　每一单一般赚五六元，跑三四个小时也才三十元左右，但是那几天田忆突然对送外卖很上瘾，就像在完成打小怪的游戏，每送完一单就打死一个小怪兽。

　　田忆之前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写字，她一直觉得自己只会做这个，送完外卖后她发现，“如果我连外卖都可以送，那我什么不能做呢？”

　　作为媒体人，田忆为了寻找素材，会花很多时间浏览其他人分享在互联网上的生活，她自以为自己的世界即使不算宽广，但也不算狭窄。

　　新年回到家，田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爸爸说，准备做宠物烘焙，她爸回复道，别干宠物烘焙了，我们家这么大一个羊场，你不如把我们羊奶卖出去。

　　一位72岁的老爷爷曾在她家收购羊奶，告诉她他们家正在做电商羊奶，女儿负责在网络上售卖，他则负责在村里养羊、打包、发货，通过冷冻的方式把奶寄出去，每月的流水接近两万。

　　2015年，阿月决定放弃高考直接参加工作。那个时候她在网上浏览了很多关于“大学无用论”的信息，抱着就算不读大学早早工作也能赚钱的心理，离开老家四川，来到长沙花了一万元学习IT。

　　她选择学习IT是因为听说程序员赚钱，而在培训班学习一年半后，她也成功找到一份月薪近1w的程序员工作。两个月后听说销售工作更赚钱，于是选择跳槽，跳槽多次后，终于在给的最多的字节稳定下来。

　　坐在办公室里，穿得光鲜亮丽，手捧一杯咖啡，抬起头可以看到窗外云展云舒，手里的工作处理得得心应手，这是阿月在高中时对工作的幻想。

　　但是96年的她，坐了7年的办公室，突然感慨，“为什么我不能做自己的老板？为什么我不能去开一家店呢？”

　　“人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好像总是觉得坐办公室才是最好的工作。但是我现在对工作幻想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我现在想要一份轻松自由的工作。这两种工作没什么优劣，我在每个阶段都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崽崽也因为某大厂丰厚的收入而难以下定辞职的决心，且她还面临着还房贷的压力，然而就在一个很普通的周六，她突然想一股脑放下所有考量，选择一种自己更开心的生活方式。

　　我们以为的最优解或许只是不敢与大众抗衡的惯性，总以为大家都一股脑冲向的道路是最好的。高一就放弃学业的作家韩寒说过，我们听过无数的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向向因为家庭原因回到了四川某小县城，她找到了一份交五险一金，工资在四千左右浮动的会计工作，这在小县城里已经算得上可遇不可求。

　　但她决定摆摊了。她观察到住处附近并没有卖鸡蛋汉堡的小摊主，于是在网上找人学了鸡蛋汉堡的做法，又根据网络推荐，购买了小推车、鸡蛋汉堡机、夹子等工具。

　　刚开始摆摊时她还会感到羞愧，有熟人经过她就戴上口罩，低着头假装玩手机。挨过最开始的害羞阶段，她觉得靠自己吃饭也没什么好丢人的，会主动和路过的熟人打招呼，还会热情询问顾客鸡蛋汉堡是否需要改进。

　　鸡蛋汉堡售价3元一个，她第一天卖了90元。当晚回家后，向向特别骄傲地告诉家人，我卖了30个。

　　阿月说在字节工作时，只有收到工资的那一刻是快乐的，而向向说摆摊则是卖出去每一个鸡蛋汉堡有每一个的快乐，收款的快乐是当下的，当顾客举着鸡蛋汉堡说好吃时的快乐也是当下的。

　　无论大家在进入工作前保持怎样的热情，进入互联网大厂后，会不约而同陷入经典的哲学问题里——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做这个有什么意义。

　　打工人们本饱含期待在工作中实现价值，却无奈发现工作的是繁琐的日报周报月报、没完没了的会议、永远完成不了的KPI。

　　抛却浸润多年的社会规训，才发现换了一条人生路径后，难解的困扰迎刃而解、期待的生活也如约而至。

　　向向摆摊后的工作时间变成了早上五点到八点，下午五点到七点。不摆摊的空闲时间则完全由向向支配，她能够耐心为孩子做午饭，还能准备中级会计证考试。日均三四百元的收入也为她的生活提供了足够的物质保障。

　　阿月也在转行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她在工厂附近开了一家快餐店，每天准备12至14个家常菜，一份盒饭售价15元，菜随便打，只要不浪费。

　　曾经公司严格的管理制度让阿月对任何复杂的事情过敏，她没有专业学做菜，只是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不一定好吃，但肯定干净卫生。”

　　在辞职的当天，阿月就把所有的工作群都退了干净，她庆幸再也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群冒出莫名其妙的信息打乱她的计划。她早上七八点起床去购买一天需要的食物，繁忙的时段集中在中午和下午的饭点，如果感到疲惫可以随时休息一天。

　　谈到未来的计划，她说报名了普通话考试，因为很好玩。她现在很自由，可以做任何很好玩但“无用”的事情。

　　宁昕丹去年10月29日开始运营用品店，运营没多久就到了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最开始是顾客下了单没有骑手能送外卖，再到后面是几乎所有人都被封控在家里，没人再去下单。

　　直到今年经济回暖，人们的生活恢复正常，店铺的月订单量达到了150单。2月末，宁昕丹终于赚回了5万的成本。

　　生活不是只有“卷”和“摆”两个选择，看似开摆退出社会竞争的每一个人也在努力为更快乐更美好的生活奋斗着。

　　田忆的羊奶加工才刚刚起步，她在社交平台上一个个私信养宠物的博主，问需不需要健康便宜的羊奶，通过努力，目前终于发展了20个客户，盈利1000元。她计划发展100个稳定客户，之后再开一个奶吧。

　　崽崽从某大厂辞职后也并没有打算躺平，她的零食店前期投入达到30w，目前每日流水在1k5左右，她并没有很满意目前的收入，希望收入增加之后能扩店。

　　很多会计粉丝都问向向能不能教他们蛋汉堡，向向并不赞同他们跟风放弃自己现在的工作转行，毕竟每个人的选择都有每个人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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